曾几何时，工间操、运动会是广大干部职工参与体育活动的最主要方式。如今，人们已能随时随地参与到各种运动项目中，各式各样的跑团、健身俱乐部等让健身爱好者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健身伙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运动已不再只是锻炼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群众体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为深刻的变化是单位体育向社会体育的演进。中国群众体育一切成就、困难及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演进过程展开的，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单位体育向社会体育的演进，为群众体育研究提供了基本逻辑。”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海如是说。

任海进一步阐述，单位社会是我国各种社会组织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单位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的细胞，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功能四位于一体，不仅是行政组织，也是生产和学习组织、生活组织，还是包括开展体育活动在内的文化组织，并将政府行政指令传递到每一个人。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处于“有单位无社会”的状态，发达的单位制构筑了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体育的组织基础。单位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开展体育的执行者和指导者。基于此，单位体育呈现出以下特点：具有指令性，即动员范围广和执行能力强；强制性，即在体育意识不足的社会环境中，能够相对有效地增强国民体质；全覆盖，即满足低层次的集体性体育需求。同时也存在着外力驱动，自上而下，难以启发动机，形成被动体育人口；活动单一，难以兼顾满足不同需求；组织封闭，资源无法共享，资源紧缺与浪费共存等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单位社会”逐步消解，个体脱离单位成为社会人。我国当前正处于由单位体育向社会体育发展的转型期，单位体育尚未完全消解，而是进入后单位社会时代。任海认为，社会体育正在超越并取代单位体育，社会体育把社会人组织起来，并以服务社会人的新体育形态来应对变化。这是革命性的变化，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要我练”，而是通过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地为“我要练”提供支撑，培养“爱体育、懂体育、会体育、能体育”的体育人口与社会环境，由此对体育场地设施、体育组织、体育活动以及运动指导等均提出新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需要个体、家庭、社区、学校、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由于我国的社会体育由单位体育转型而来，其体育组织的形成路径不同于国外自发形成的体育组织，因此无法简单地照搬国外发展社会体育的经验。在当前单位体育向社会体育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社会组织和百姓等各方都要转变观念，政府要进一步放权，激发并培育社会组织的活力，同时进行监管。

    “社会体育带给中国体育的变化既是根本性的，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单位制消解，但未退场的后单位社会时期，单位体育与社会体育并存，依然在发挥作用，这在当前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今天，我们发展的重点是构建社会体育的基础——社区体育，将体育社会组织融入社区建设。”任海阐明了发展社会体育的途径。

 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提出“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建设、社会工作联动机制”，即“三社联动”。在任海看来，要依托“三社联动”，把体育融入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构建当中，在建立社区社会组织时加入体育组织，让社区体育有所依托，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当前官方体育协会没有个人会员，就像没有“脚”一样无法落地，而民间晨晚练健身站点自生自灭，就像没有“头”一样无人监管，而通过社区体育组织的建立，把官方的体育协会与百姓的民间组织结合起来，把群众体育落到实处，做好百姓生活中的体育，这样体育协会就有了“根”，进而从上而下输送资源，如派遣社体指导员等，以此解决当前体育组织结构与建构失衡，群众参与体育的组织支撑不足，一盘散沙的问题。任海说：“建立社区体育组织至关重要，需要体育、教育、民政等多部门联合推动。同时，我们要注重发挥体育的社会功能，通过社区体育，整合社会资源，促进个体发展，培养具有合作精神的社会居民，助力构建和谐社会。”

“40年来中国群众体育改革与发展过程就是单位体育向社会体育持续演进的过程。以单位社会为依托的单位体育有其历史合理性，因单位社会的消解而失去活力，成为改革的对象。后单位社会的特点使其社会体育组织的构建面临更多的挑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旨在满足社会人美好生活需要的社区体育是我国社会体育的主要形态，也是今天推动体育改革的关键所在。”任海总结道。

图文：中国体育报